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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今日（六月十一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就李柱銘議員動議辯論《落實一國兩制》議案的致辭全文（只有中文）：
主席女士：
我記得在二○○六年十二月，劉慧卿議員曾提出一個類似今天的動議，當時我們曾有好一番的辯論。今天我們重覆當年曾辯論過的一些範圍，雖然有些新的論點。好像在二○○六年的辯論一樣，我想重申，中央和特區政府在回歸前後，都是致力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
去年──二○○七年是回歸十週年，美國的《時代》雜誌很特別，決定要批評自己的姊妹雜誌《財富》雜誌，其論調是因為《財富》雜誌「曾不榮譽地、錯誤地預測香港回歸會為香港帶來死亡，然而，香港甚至比從前更具生命力」。
事實是香港不單止在一九九七年順利回歸，所有我們賴以成功的的制度亦得以維繫。而在去年十二月，人大常委會審議了行政長官提交關於香港政制發展的報告後，明確了香港可以在二○一七年落實普選行政長官，接着可以在二○二○年落實普選立法會。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香港不單止已順利回歸，「一國兩制」不單止已成功落實，香港民主的進程是有了期望、有了時間表、有了方向向前走。近日中文大學有兩項民意調查：一月的民意調查顯示有七成市民支持人大常委會就香港普選時間表的決定；上月的另一項民意調查顯示有七成的香港市民信任中央政府。
事實證明，回歸十年後，不論是外國政府、國際雜誌，甚至一些外國議會對香港的報告，基本上都是肯定「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落實。
但李柱銘議員今日提出的動議，不但不符合這些事實，亦延續了李議員和他一班朋友自八十年代對香港的負面評價，以及對未來的灰色預測。我想說清楚的是，這些很灰色的預測一直沒有兌現，例如，在回歸前有泛民主派的議員表示憂慮，猜想在一九九七年後或者不要再到外國去為其黨派籌款，因為很擔心在離開後不能回港。但在回歸後，他們不但可繼續自由進出香港，而作為國際都會、全球金融中心、自由開放、信奉法治和推動民主的社會，香港一直都在進步。所以我想從三方面再看看香港在回歸後、在「一國兩制」下、在《基本法》的基礎上如何發展。
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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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記得，在一九九七至二○○三年的六年間，香港經歷了一段比較艱難的日子，先有亞洲金融風暴、有通縮，接着有「沙士」。但因為有《基本法》，有「一國兩制」，香港得以保留在世界貿易組織的身份，當國家進入世貿後，我們可以與中央簽訂《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ＣＥＰＡ）。
隨着ＣＥＰＡ的簽訂，國際企業對香港另眼相看。到了二○○七年，約有三千九百家國際和香港以外的企業在這裏設立地區辦事處和地區總部，較一九九七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五，單比二○○三年也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
時至今天，根據ＣＥＰＡ，香港的服務行業在內地可以在三十八個範疇擴展服務，最新的試點是在廣東，包括會展服務、文娛服務和安老服務等。
在實施ＣＥＰＡ後，還有「個人遊」。截至二○○八年五月底，已有超過二千九百萬名的內地人士透過「個人遊」的安排來香港旅遊。
我要指出，這些並不是要顯示香港獲得多少經濟利益，而是要證明「一國兩制」不但己成功落實，並且為香港拓展了新的發展空間。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對外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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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方面，我想探討香港如何處理對外事務和建立國際網絡和關係。根據《基本法》，香港特區可以繼續參與世貿組織、世界衛生組織和亞太經合組織等。根據《基本法》和中央政府的授權，我們可以與外國政府簽訂雙邊協議。在回歸以後，我們已簽訂了百多條這類雙邊協議，涵蓋範圍包括司法互助協定、民用航空協定、移交逃犯安排等。作為國際都會、亞洲區內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這些安排對香港很重要。
大家亦知道香港的永久性居民，是中國籍的可以申請特區護照。特區護照為香港人帶來很多方便，已有超過一百三十個國家和地區容許持特區護照的香港居民免簽證旅遊、經商和訪問。為甚麼可以有這樣的安排呢？也是因為有「一國兩制」，有中央政府支持香港作出這方面的安排。
政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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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面，討論一下香港的民主發展。楊森議員質疑中央在香港的民主發展到底扮演甚麼角色？李柱銘議員兩次發言都提及《聯合聲明》。曾鈺成議員已經指出，就香港可以定出最終達至普選的目標，《基本法》較《聯合聲明》走得更前。這是因為在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年討論《基本法》草擬的過程中，香港社會表達了希望可以達至普選這個意願，而中央接納了這套意見，把這個最終目標寫進《基本法》。
有人懷疑為甚麼香港的普選時間表不是二○○七年、不是二○一二年，而是二○一七和二○二○年呢？甚至有人懷疑是否因為中央領導人擔心香港的民主會「泛濫」到內地。據我看，不是這樣。我們從《聯合聲明》、《基本法》、ＣＥＰＡ等安排，可以看到中央政府是很關心香港的；很希望香港能管治得好；很希望香港可以平穩發展──不論是經濟、社會、民生或政治，都可以平穩發展；希望香港可以孕育出一套有利於發展民主的時空和條件。所以根據去年定出的普選時間表，在未來的十至十二年，我們可以分三個階段開拓新的民主空間。
二○一二年的行政長官選舉辦法和立法會組成辦法可以進一步民主化，為第二個階段在二○一七年落實普選行政長官鋪路，亦為在二○二○年落實普選立法會打下更廣濶的基礎。
在二○一七年經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將會是任重道遠，因為他上任後，到了二○一八年左右，就需要提出方案，就如何落實普選立法會作建議，亦要處理功能組別廢存的問題。但因為我們有十至十二年的時間分三個階段來處理這套對香港未來發展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會變得更切實可行，可以逐步走出這條路。
所以我很希望，如果特區政府在二○一○年或之前提出關於二○一二年的方案，反對派和其他黨派的議員能共同商議如何求同存異，為香港未來的政制發展拓展新的空間，不要像二○○五年時一樣，再次否決有進一步民主成分的方案。
今天，大家多番討論中央政府在香港的代表機構的角色。在香港有三個代表中央的機構，第一個是駐港部隊，第二個是代表外交部的特派員公署，這兩個機構是處理中央政府負責的國防和外交事宜；第三個機構是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因為現在香港在很多方面，不論是文化、經貿等各方面的工作，與內地有越來越頻密的交往，所以這機構也有其一定的角色。
大家今天特別提到選舉事宜，是否按照《基本法》、按照香港的法例，由香港依法處理？我可以告訴大家，中央政府的一貫政策是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在選舉事宜上，我們一定會按照香港的法律處理公平、公開、公正、廉潔的選舉。香港的選舉法例非常清晰和嚴正，不會容許有另外一套的選舉安排。
此外，經過最近的選民登記運動，香港的登記選民相信會超過三百三十萬。我可以清楚地告訴李柱銘和其他議員，由三百三十萬名登記選民參與的選舉，例如今年九月的二○○八年第四屆立法會選舉，是沒有任何人、沒有任何一個政府可以操控的。市民是根據自己的選擇來決定支持哪黨派和哪位候選人。
湯家驊議員特別重提有關副局長的事宜。根據他的論點，他認為中聯辦透過中通社發表的言論，是超越了中聯辦的工作範圍，是某種形式的干預。但如果我們再看這份聲明，到底是在回答一些甚麼問題？起碼包括兩個問題：第一、是《基本法》就主要官員的任命在香港如何實施？第二、是到底副局長是抑或不是主要官員；需要抑或不需要像主要官員一般，只可以是中國籍及沒有外國居留權？最關鍵的一句話，大家其實可以在聲明中見到，就是：「特區政府委任持有外國護照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出任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符合《基本法》的規定，符合國家對香港的一貫政策。」
其實委任主要官員、處理中國國籍法在香港如何實施、香港哪一層級的官員等同主要官員都是中央政府管轄的範圍，所以從這聲明來表述中央政府的立場是完全可以的，不可能被理解為干涉香港的「高度自治」。
我回應一下詹培忠議員。我不同意他說特區政府行使了《基本法》下的剩餘權力。根據《基本法》，行政長官是特區之首，也是特區政府之首，除了主要官員要向中央政府提名、由中央政府委任外，其他層級的官員是由特區政府自行委任的。
何俊仁議員特別提到人大釋法的問題，郭家麒議員亦有提及這方面。國家憲法第六十七條和《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訂明，人大常委會擁有對《基本法》的解釋權。但對《基本法》解釋權的安排下，《基本法》完全尊重香港司法機關處理司法的事宜，香港所有案件都是在香港審結的，不會呈交北京審判。即使在一九九九年由人大釋法來處理居留權問題後，香港的法院依然處理了幾千位內地人士申領香港居留權的案件。起先有數千位獲得居留權，接着再有超過一萬人。這套判決完全尊重香港終審法院的終審權，因為這批人士最終可以留在香港，是按照終審法院在一九九九年一月的原判決。人大常委會和特區政府很審慎處理關於《基本法》釋法的事宜。以往曾有幾套釋法均獲香港人廣泛接受和支持，包括一九九九年關於居留權的釋法以及二○○五年關於補選產生的行政長官只做餘下任期的釋法。這是一些例子。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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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對重要的範疇作出表述和回應，現只想談一、兩點作為總結。
主席女士，這樣的辯論在這議事堂已經進行過很多次，作為主席你亦處理過很多次。相信大家都覺察到，時代在轉變中。若大家回顧香港社會和市民在最近兩、三個月是多麼熱切地迎接奧運火炬的傳遞，以及如何關心四川大地震後的賑災事宜，大家可以看到香港市民非常認同國家，亦對「一國兩制」的落實愈來愈有信心。所以我不希望這議會再次有議員提出這種動議，因為當中充滿了對中央政府支持香港落實「一國兩制」的猜疑，而這些猜疑是沒有基礎的。這種言論在八、九十年代可能有點巿場，但民情在轉變中，作為經選舉產生的議員、參與香港選舉的黨派，大家要審慎處理，應該審時度勢。「一國兩制」一定會成功，普選亦一定會來臨，香港在不斷進步，所以我請各位議員反對李柱銘議員的原動議，支持譚耀宗議員的修正案。
多謝主席女士。
完
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１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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