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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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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會見傳媒談話全文(附圖)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今日(三月十三日)下午出席九龍城區議會會議介紹《二零一七年行政長官及二零一六年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以下為他會後與傳媒見面時的談話全文:

記者: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沒有回答記者關於是次總理(工作)報告中沒有該八個字(「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亦沒有回答有關普選的問題,會否令人覺得落實普選是不樂觀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我相信總理有沒有另外提及該八個字,在前幾天我已就這個問題詳細回覆。正如我在上星期所說,「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在《基本法》中已經有規定。《基本法》亦是全國性的法律,亦是規範中央人民政府和全國省市,當然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我相信在總理(工作)報告中,不論有或沒有提出,也不影響《基本法》在這方面的基本政策方針的落實。

  總理對普選的問題,相信和其他國家領導人的立場是一致的。以往,在香港的政改問題上,主要都是由另一些國家領導人比較多發言,在過去兩次的政改都是這樣,總理通常都是比較關注香港的經濟、金融方面的事情。以往行政長官到北京述職,也是循着剛才這個小小分工的情況作出。但我相信總理在普選問題上的立場,和其他國家領導人的立場是一致的。

記者:有幾位(立法會)議員和劉慧卿都說明不會去四月的上海訪問團,現在這麼快便說不去,政府怎樣看?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由現在到四月十二日剛好大約一個月左右,希望他們能夠慢慢再考慮是否與整個立法會其他議員朋友到上海訪問。這次上海的訪問是行政長官在一個多星期前,在北京時候,與國家領導人--特別是張德江(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正式提出。原因有兩個,第一,希望藉着這次上海的訪問,能夠對國家其中一個發展得比較快的城市——上海市,有比較多的了解。事實上,在立法會中,對上海近日所提出的自貿區都有很多的提問和興趣。所以我相信全體立法會議員到上海,這是其中一個很主要的目的,就是去看這個高速發展的城市如何與香港進一步發展合作關係,上海自貿區對香港的影響是怎樣等。如果可以親自去聽上海市政府的介紹和實地考察,我相信是有幫助。

  第二方面,亦可藉着這次訪問,我們都希望可以有一個好的時間和時段,以座談會的形式或怎樣也好,可以讓在中央負責政改的港澳事務系統和《基本法》系統,即全國人大常委會方面的高層官員,可以與立法會所有議員、不分黨派,有一個直接、面對面溝通的機會,我相信對我們進一步凝聚共識、落實普選是很重要的。我亦在過往這一年多,透過很多場合與不同黨派接觸,特別是民主派的朋友,私底下都跟我表達,希望有機會能夠直接與中央的官員表達他們政黨和他們政黨所代表的市民對普選的看法,包括他們現在所提的一些具體意見,未必與其他黨派一樣,亦未必與他們心中覺得中央的立場是一致的,但亦更加需要把握機會,有機會直接與中央的官員反映部分市民的期望,我相信這也是他們(立法會議員)的職責。所以從這角度來看,我希望他們能夠把握這次機會,能夠改變主意而成行。當然我留意到很多民主派的議員還未決定,希望如果工作和行程許可的話,也盡量參加。

記者:剛才在會上說只有三個人代表政府的立場…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四個。

記者:除了行政長官外,還有三個人。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專責小組那三個。

記者:是,專責小組,但羅范椒芬說提委會要為中央把關,防止(與)中央對抗的人「入閘」,你們其實內部溝通是否有問題,還是怎麼樣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因為剛才有議員問我,究竟哪個政府官員或行(政)會議(成)員等,對普選行政長官這方面的看法是能夠代表特區政府的立場呢?我就很清晰告訴大家,除了行政長官外,就是專責小組三位負責官員,以及獲我們授權的其他同事,譬如我的副局長或有時和我「行孖咇」出席一些選舉行政長官座談會場合的官員朋友。我相信大家可以當其他意見都是一些個人意見來解讀,未必一定代表特區政府的立場,這一點要很清楚。因為我不想很多時,為一些不是特區政府負責這一方面工作的同事或朋友去解釋為何他會這樣說。否則我每日都需要回答很多其他人所發表的意見,這點是我想重申的。

  羅太所提到所謂「把關」的問題,我會全面些看。做行政長官必須要向中央和向特區負責,所以若一個很清楚對抗中央的人士做了行政長官的話,其實是對香港的長期穩定繁榮沒有一個好處。所以在提名階段、在普選的階段和在任命階段,每一個階段也好,我相信這三個的權力機關,即擁有提名權、擁有選舉權和擁有任命權這三個權力機關,包括五百多萬的選民,都需要對這個問題作出他們客觀的驗證和主觀的判斷,能夠選出一個可以為我們國家、為特區的整體和長遠利益出發的人士出任行政長官,這才是我們香港的福氣。

記者:那你是否預設了泛民一定會對抗中央?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不是的。其實我認識很多泛民的朋友,也希望大家和我一樣將泛民這個你說是標籤或形容詞也好擴闊多一些,不要限制在某一班人。其實香港有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包括很多和我一起大學畢業的朋友,大家都是追求一個民主的理想。所以在這方面,我相信如果說民主派的朋友,香港是有好幾百萬的,因此無論將來誰做行政長官也好,他也需要受到《基本法》的規範,他所做的工作都是要執行《基本法》,都是要為市民服務。所以從這個出發點,我會覺得這個圈子其實是很闊的,這個光譜也是很闊的,因此我們不需要這麼早便下一個標籤,那一個可以,那一個不可以。正如我剛才所說,在提名階段,尤其是在五百萬選民的投票階段,以至中央任命時,他們也會作自己的判斷,哪一個候選人是最適合做行政長官這個(崗)位。

記者:中央是否預設了一定要取得過半數的提名才可以「入閘」?如果是這樣的話,會否已是一個很大程度的篩選?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中央負責這方面工作的官員從來沒有就你剛才所說的談論過。我留意到有提議你剛才所說的是否要過一半人選等等,是很多不同的人士所提出來的建議方案。如果他們(把意見)寫給我們,那當然會是我們的諮詢報告要反映的意見,同時其實也有很多其他不同的意見,所以不一定是這方面的意見或是甚麼的。每一個意見其實都需要解說其理據所在,法律上為何可行﹖政治上為何可以凝聚共識?實際上為何可以操作得到?這些也要解說。所以你剛才所說的,我會將其看成為現階段不同人所提出的其中一個建議而已。

記者:你剛才在會上說,香港的政黨發展未成熟,意思是否已是否定「政黨提名」的方案?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不是,而是要實行政黨政治是需要很多配套設施,包括是需要有一個健全的政黨法,這方面我數個月前已經與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表達了,我可以做一個研究,然後與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就香港是否需要設立一個政黨法作出討論。現在我們內部正在做這項工作,當我們做到了一個初步的,特別是對外國其他有政黨法的地方,他們通常會如何處理這個問題,我們做好這份文件後,便會提交予政制事務委員會去討論。所以剛才我所提的,便是政黨政治要實行一定要有些配套。另外,我舉一個例子,在目前《基本法》之下,立法會議員是不可以做官員的。在某一些政黨政治的國家,其實議會和行政機關是有時重疊的。所以這方面,我們要再看清楚香港的實際情況是如何。我剛才只不過是說,如果只簡單說「政黨提名」這四個字,首先第一個問題是哪一班是稱為「政黨」呢?這便會遇到一個定義的問題、一個法律地位的問題,所以我們要先解決這些配套措施問題。

記者:局長,你覺得能否趕得及在二○一七年前完成你剛才所說的政黨法工作?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在大約十年前,在立法會內也曾經談過一、兩次政黨法的問題,當時在立法會內其實有很多政黨,左中右都反對的。我看回記錄,當時立法會很多的政黨都認為,若要(訂)立政黨法通常都是一個規範性的,而非一個賦權式的政黨法,外國也是規範性的多。在當年而言,香港的政黨發展未見健全、未見成熟時,是否適宜訂立呢?所以當年的特區政府決定暫時擱置。直至大概半年前,在立法會內有政黨的議員提出希望特區政府可以研究,我也覺得可以再重新看看這件事,所以我們正在做內部研究。

記者:羅范椒芬和邵善波都有政府公職在身,為甚麼你會覺得他們是從個人身分發表言論,而不代表特區政府的意見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因為政改是一樣很敏感的事情,如果要問特區政府的立場,我希望大家問我,或者剛才我所講其他的三位,兩位司長和行政長官。但是其他行(政)會(議)成員或者官員朋友,當然是可以發表意見,不過他們要很清楚說明,他們所發表的是代表他們自己的個人意見,並不代表特區政府的意見,這個是很重要的。特別我留意到,譬如首席顧問,他對普選的立場其實與政府的立場是不一致的。所以在這一方面,希望大家清楚知道特區政府負責政改,包括行政長官、兩位司長和我,對二○一七年落實普選行政長官,我們是持非常積極和正面的態度,認為這個是對我們長遠管治有好處的一件事。所以,這是特區政府的立場,希望大家清楚。

記者:局長,可否弄清楚,因為邵善波都是中央政策組的首席顧問,如果你的意思是他所說的都是個人意見,那麼是否一個政府內有兩個說法?其次就是你覺得中央在政改前邀請全體議員上去(上海)是甚麼舉動?以及與以往比較,以往是行政長官帶隊的,今次變為立法會主席領隊,是否因為行政長官與立法會議員的關係不好?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我剛才很清楚說,如果你問特區政府的立場,就是我剛才所說的幾位官員。其他的包括首席顧問,他是代表他個人的立場。我理解到行政長官辦公室也有與首席顧問表達過,我們作為官員都需要明白政府的立場只得一個,這是第一點。第二個問題是甚麼?

記者:第二個問題是中央在這個時候安排全體立法會…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正如我剛才所說,其實,現時我們是政改的諮詢,同時要在社會上凝聚共識。除了要實地了解我們國家的發展和上海的發展外,這個訪問我相信有另一個正面的效果,就是可以讓立法會不同黨派的議員朋友可以直接面對面,向中央高層官員表達對政改的意見。特別是我知道有一些民主派的議員朋友很希望能夠有機會直接向中央表達他們所接觸的市民的一些憂慮,對政改的一些看法,一些很強烈的看法也說不定。若難得有一個面對面的機會時,我希望他們可以把握,對這件事我會這樣看。你第三個問題是?

記者:為甚麼不是行政長官帶隊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這方面,我找過(記錄),以往有時是行政長官領隊的,譬如二○○五年去廣東那一次是行政長官領隊的;上次去上海世博好像是曾(鈺成)主席帶領的;四川那一次好像都是當時的立法會主席帶領,所以兩樣都有的。今次我相信大家都明白是行政長官在北京時直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提出,亦得到中央同意去安排這件事。由立法會主席帶隊,我自己覺得亦是很適當和適合的安排,正如曾主席自己都呼籲希望全體議員都可以一起成行。

記者:這與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關係不好有沒有關係?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其實是不會的。我相信是行政長官去爭取到,然後由立法會主席帶隊,我相信這個安排相當好。

記者:兩個問題。第一個,就是邵善波或是羅范椒芬說這些話,你會否覺得他們是為中央「放風」,還是以個人的立場去講?第二個就是你說到上海的行程可能會談到政改問題,你會否出席?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中央無需靠別人「放風」的。中央想講甚麼會直接告訴大家,他亦表達得很清楚,特別是在兩會期間,委員長、政協主席、李飛主任等,他們都有提到。我自己會出席,主要我會陪同行政長官,行政長官在上海會參與的活動我都會陪同行政長官一起出席。

記者:立法會今次去上海,你會否一起去?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就是今次立法會四月十二、十三日這一次,據我理解,行政長官應該在博鰲完畢後,就會直接去上海;我自己會在香港去上海再會合行政長官,然後我想行政長官會參與部分立法會議員在上海的行程,行政長官會參與的活動我都會參與。

記者:在上海傾談政改,有些甚麼層級的中央官員會可能考慮能安排一起去傾談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現時還在安排當中,我自己估計都會是負責港澳事務的系統,以及負責《基本法》系統,特別是人大方面的高層官員應該都有機會出席。特別是今次這麼難得,若可以有大部分立法會議員可以去到上海,有這麼難得的機會,作為特區政府,我們也希望中央官員能夠不介意親自去到上海與他們有面對面接觸的機會。

記者:你會否說服一些表明不會去上海的議員前往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其實我的副局長昨晚都有找過部分民主派議員,希望他們盡量珍惜這個機會一起前往。其實,我都希望他們能夠成行,無論在香港也好、在上海也好,我也可以繼續與他們傾談一下,我覺得都相當好。

記者:這麼即是在上海的中央官員會否有可能包括張德江委員長和李飛主任?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剛才我所說的,最主要是負責港澳事務和負責《基本法》的,特別是政改方面這兩個系統的高層官員。具體方面,我們仍然在與中央溝通,另外,我們也希望透過立法會主席吸納到立法會議員,希望如何好好地運用那兩天,還會否有一些其他活動或者會見等,我們都想一併吸納他們的意見來作一個具體的安排。因為還有幾個星期,我們有一些具體的,會向大家再作交代。多謝各位。

(請同時參閱談話全文的英文部分。)

2014年3月13日(星期四)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後排右二)今日(三月十三日)下午出席九龍城區議會會議,向議員簡介《二零一七年行政長官及二零一六年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和聆聽他們的意見。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向九龍城區議會簡介諮詢文件(一)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後排右二)今日(三月十三日)下午出席九龍城區議會會議,向議員簡介《二零一七年行政長官及二零一六年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和聆聽他們的意見。

譚志源在會議上發言。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向九龍城區議會簡介諮詢文件(二)

譚志源在會議上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