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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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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政制事務局局長回應張文光議員就《二○○五年撥款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

  以下是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今日(四月二十七日)在立法會會議回應張文光議員就《二○○五年撥款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的演辭全文(只有中文):

主席女士:

  要求削減政制事務局的資源其實不是第一次在這個議會討論。過去兩年,劉慧卿議員和張文光議員都分別提出過類似的修正案,我們也已經進行過好幾次的辯論。

  剛才我在恢復(《二○○五年撥款條例草案》)二讀辯論當中,也交代了政制事務局未來一年及往後一段日子的工作重點。在回應張議員的修正案時,我想先跟大家講講歷史。

  二○○二年我們設計問責制時,特區政府作了決定,是要保留政制事務局。第一方面是我們意識到政制發展這議題非常重要;第二方面,我們看到越臨近二○○七年,工作步伐會加快、會增加,所以我們決定保留政制事務局和局長這個職位,一併處理這些課題。

工作量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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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過去三年,不論是與選舉有關的議題,或是選舉以外的議題,我們政制事務局所處理的事項及工作,均不斷有所增加。

  看回政制發展的議題,主席女士,我們看到在未來兩年,由二○○五年至二○○七年期間,我們有很多重要的里程碑,有很多重大議題需要處理。

  首先,我們須要安排兩次行政長官選舉。

  我們也須要推動兩個重要政制的檢討,我們先要處理○七、○八年的政制發展檢討,繼而要推動區議會職能和工作檢討。

  我們須要對《基本法》兩個附件,附件一、附件二提出建議修訂。配合這些附件一、附件二的修訂,我們也須要處理《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的修訂和《立法會選舉條例》的修訂。

  在議會當中,各位議員有見政制事務的重要性,所以政制事務委員會有五十多位議員參與,最近開設的草案委員會,也有五十多位議員參加討論,我看這刷新了立法會內一、兩個紀錄,也說明政制事務局確實有很多議題和各位議員的意見,需要應付和處理。

  談及政府如何處理和安排檢討、推動這些重大議題,我覺得在座某些議員的說法比較奇怪。當年,葉劉淑儀局長努力推動(《基本法》)二十三條工作的時候,部分議員說她單打獨鬥;今日,我和兩位司長以團隊精神來處理政制發展的課題,大家又質疑我們是否真的用團隊精神去處理?我們是否繼續需要有政制事務局的存在價值?

  這些前後不一致的言論,顯示議員的立場並非始終如一。張文光議員提了好幾點,特別提到二○○三年我們商討政制發展檢討過程的時間表。雖然當年我們未有提到一個仔細的時間表,但是我當年所講的時段,我們現在仍然是循着這些方向而走,我當時說希望在二○○四年開展公眾諮詢的工作,二○○五年期間開始處理(《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的修訂,二○○六年就轉而處理本地立法的工作。

  大家看到,自二○○四年年初成立了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公眾諮詢的工作確實一如當初的大方向所想而展開,我也希望今年下半年發表第五號報告書後,開列了主流方案,可以與大家商量(《基本法》)附件一、二的修訂。較早前,我向大家介紹我們的工作方針,我也提到我們會在二○○六年開始,希望可以處理本地立法的修訂。

  湯家驊議員很留意我的工作,他認為這份工作差不多是夢寐以求的,如果是這樣,應該有很多人排隊來申請,究竟這份是優差?還是另類差事?我想我自己是最清楚的。

  講講我其他的工作。簡單來說,自二○○二年,我們在選舉範疇以外接管了幾方面的工作,包括「9+2」泛珠三角工作、京港合作、滬港合作及對台事務等等。湯議員有點不明白為何由政制事務局負責這些方面的統籌。這是因為多年以來,政制事務局與內地中央省市政府有聯繫,包括對外市務、和外交部的聯繫、關於落實「一國兩制」而與國務院港澳辦的聯繫,我們是提供一個秘書處,而各個其他政策範疇的工作,牽涉經貿、教育、衞生,都是由個別政策局負責,我們是提供日常辦公室和秘書處的服務。

縱使我們的工作量在過去三年持續增加,但政制事務局在同期的常額編制卻有減無增,由○二/○三年度的四十八個職位下降至○五/○六年度的四十四個,減幅超過百分之八。刪減的職位包括首長級、政務主任職位和其他職位。因為我們在編制上的縮減,我們的經常性撥款控制在每年三千五百萬元左右。

台灣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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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張文光議員特別提到台灣事務的問題,他非常關心,有點兒給人一種感覺,他很像是台灣在香港的代言人。但我想解釋清楚,自從二○○二年我們開始接管對台事務後,我們已有幾方面的突破。

  第一方面,特區政府是委派高層的官員處理涉台事務,這安排比以前是更有組織、更有層次和更加積極。

  目前我們有首長級公務員同事與台灣駐港非官方機構聯繫,如有需要,我們的常任秘書長,甚至我本人作為局長,都會親自關心事情和親自處理。這些都充份反映特區政府非常重視港台之間的聯繫。

  第二方面,以前港府一般不會接待來自台灣的訪問團,但自從我們接管對台事務,政制事務局不時也會接待來自台灣的商會、傳媒、專業界人士和學者,也為他們的訪問安排走訪我們不同的部門,參觀香港的基建和各方面的設施。這充份反映我們是積極、主動處理對台事務。其實部分訪問團,也是由中華旅行社介紹給我們,希望我們作出安排,我們也一直有做,例如過去兩年的台灣媒體訪問團。

  第三方面,經過過去幾年,我們和台灣在港機構的聯繫,這對我們處理突發事件有幫助。例如二○○三年SARS期間,我們透過這個溝通渠道,可以安排專機往台北接載香港旅行團,短時間內返港;去年在九份發生車禍以後,我們也能在短期內委派我們的醫護人員和其他同事到台灣照顧港人。就這幾方面的配合,我們已向台灣方面表示感謝,也希望今後大家繼續積累合作的經驗,能更完善處理這些事宜。

  其實除了這些聯繫,我也想談談港台之間的整體大局發展。在二○○四年,港台兩地的貿易總額超過二千億元,比二○○三年增長超過百分之二十。另外,過去三年台灣訪港旅客每年平均超過二百萬人次,比回歸初期增加超過兩成。

  所以,不論是我們的聯繫,還是整體經貿關係、人員來往方面,都是有進步。

  主席女士,因為張議員提到關於昨日接待連戰主席的安排,我也作少許回應。

  接待連主席和訪問團的安排是中央有關部門和特區政府在充分溝通後,互相配合而作出的安排,接待也是由中央有關部門和特區政府的代表負責,但就這事件有三點事實是大家要明白的:

  第一,中華旅行社的總經理確實有向港府提出過是否可以到機場接機,我們也清晰地給他回覆,是安排不了。鮑正鋼先生本人也清楚知道,他昨日也向傳媒表示他接收到此訊息。

  第二,我們以往接待香港以外來的高層政要時,有時除了港府的代表,其他的政府代表都會在場,例如中央駐港機構的代表,或有些總領事,但中華旅行社在港是個非官方機構,從來都沒有這類的官方代表身份。
 
  第三,鮑先生向傳媒說,昨天他是獲發禁區通行證入機場,意味他本來可以往接機,但實情是他透過某航空公司,申請機場禁區通行證,申請理由是希望提高對機場運作的認識,希望有個familiarisation visit,但從來沒有提過是要接連主席的機。

  所以,簡單來說,鮑先生是「不請自來」,他對外發放的消息,也是「不盡不實」。

  主席女士,我談談特區政府處理對台事務的態度。我們一向也是實事求是,默默耕耘,促進港台之間的交流,我們不會刻意博取宣傳。放眼將來,我們會繼續腳踏實地,繼續為港台關係做實事。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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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在我總結我的發言時,我想講一講,今年是我們第三年處理這一類的修正案。

  這些修正案雖然是針對我們預算的安排,但我相信其實背後是反映了另外一套的意見—這是反映了泛民主派的議員對我們政制發展是有訴求、有期望,亦都有某程度的失望。

  我十分尊重泛民主派的議員,他們對政制發展的堅持和執著,但與此同時,我們亦希望他們明白一套道理,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香港已經回歸,政制要發展、要向前走,我們便有需要與中央建立溝通和互信。

  如果泛民主派的議員真的想為香港做點事,推動民主發展,大家的着眼點便應該與中央建立更積極的關係,而並不是年復一年,糾纏於某一個政策局的編制問題之上。

  就溝通方面,主席女士,我可以盡一點的努力。例如在去年十二月,喬(曉陽)副秘書長訪問香港的時候,我也有邀請李永達議員和其他泛民主派的議員,連同其他黨派的代表,大家有機會見面、交流一下。

  較早前在四月十二日和四月二十一日,中央有關部門的代表到深圳接見香港的法律界和各界的朋友,我亦有提議我們應該邀請不同的黨派的代表,包括泛民主派的代表。我亦高興這兩次的溝通都進行了。

  話說回來,各位議員在宣誓就職時,已經表明了要擁護《基本法》,既然如是,大家便應該認清楚和接受我們在回歸之後的憲制架構。一方面,在香港努力為政制發展創造共識;另一方面,與中央配合,循序漸進地推動香港的民主發展。

  我相信今天提出的這個修正案,或許可以為在座某一些,特別是泛民主派議員消消氣,但這個舉措未必有很大的積極意義的。如果往後的日子,張文光議員或是其他的議員再提出這一類的修正案,我們當然會回應,但是恐怕這樣繼續提出,只會為大家帶來更多一點兒的失望。

話說回來,我希望大家共同做實事,為香港創造共識,按照《基本法》推動香港的政制發展。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我懇請各位議員反對張文光議員的修正案。



二○○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