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詞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今早（四月二十五日）為紀念《基本法》頒佈十九周年研討會主禮，並以《「一國兩制」下社會的和諧發展》為題致辭。研討會由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主辦，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贊助。以下為林瑞麟的致辭全文：

Joseph（李宗德）、楊（耀忠）校長、Wilfred（王英偉）、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我很高興出席一年一度的《基本法》研討會，再次與大家聚首一堂。

 今天設定的題目比較溫馨，是研究如何建立一個和諧社會。

 本來今年面對金融海嘯，大家所想的都是以危機為主，而非以和諧優先。但多年來，特別是自回歸以來，我們已面對過多次挑戰，每次都能轉危為機，亦能為香港、為國家開創一番新的事業。因此我們今天探討如何在《基本法》「一國兩制」之下共建和諧社會，是很有意思的。

 今天我想與大家分享三方面的工作，以及在最新的政策層面上我們如果推動這些工作。大會派發的文件中已載有詳細資料，因此我希望在這裡只是點題，只談談當中的一些重點。

 我想談的三方面是：第一，香港在《基本法》「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如何推動區域合作的工作。第二，我們如何在區域合作和中央提供的政策基礎上，再進一步建立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航運中心的地位。第三，是在「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基礎上，如何推動香港與台灣之間的關係，以及有關工作的發展。這三方面的政策，長遠而言，對香港建立和諧社會是很重要的。

 首先談談區域合作。我覺得香港是個十分特別的地方，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現在，已起碼有兩代人，從事各行各業的，包括專業人士和做生意的。四、五十年代流入的資金，使香港在六、七十年代得以進行工業化。香港經濟自七十年代起飛，第一代的企業家推動了香港的工業化，香港經濟的現代化。 然後由一九七八年開始，在國家改革開放的「四個現代化」政策下，第一代的企業家以及第二代，他們的繼承人，共同見證了內地的工業化。在前後五、六十年間見證了兩個工業化周期，這在歷史上、世界上是罕見的。一九七八年「四個現代化」開始時，香港正經歷生產成本過高的時期。記得在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八年，我正在港大修讀工商管理和經濟，當時要考慮畢業後在工商界和專業界服務，還是加入政府。香港是福地，正當香港有困難、有局限的時候，內地則開始開放，香港因而能參與珠三角和其他沿海地區的現代化和對外改革開放，亦承接了香港原有的基礎。香港的工廠北移，大大擴闊了香港的生產總值，因為我們在內地的投資促使香港發展成為一個國際貿易和金融中心。

 今年是國家建國六十年，改革開放剛剛過了三十年。二○○九年一月，中央發表了《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綱要》），使香港在過去三十年國家改革開放以及珠三角高度工業化的基礎上，有另一輪新的發展空間。現時香港本地生產總值中約九成是服務業，主要針對的是本港七百萬人的市場。在座有很多是律師、會計師、醫生等，你們都知道幾百萬人的市場不算很大，但幾千萬人的市場則稱得上大。過去一年，我們與廣東省政府以及中央有關部門，策劃及策動向中央爭取簽發《綱要》文件，意味着我們在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基礎上，可進一步在內地大力拓展香港的服務業。

 二○○三年，中央與香港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時至今天，我們已簽訂了五份補充協議，亦快將在五月份簽署第六份補充協議。根據去年簽訂的第五份補充協議，香港某些專業和服務行業可以在廣東省「先行先試」，在廣東省落實之後，我們就可以把這些服務業拓展至其他外省。二○○八年的《CEPA補充協議五》，以及二○○九年初由中央發表的《綱要》文件，這兩方面我們向中央爭取而得到的政策是可以「雙劍合璧」的 — 未來香港的服務業就會不單止面向本地七百萬人的市場，更可面向珠三角起碼五千萬人的市場，繼而拓展至泛珠地區數以億計人口的市場。

 但是，大家亦要清楚明白，服務行業與開設工廠不同。工廠方面，一九七八年後，不少廠家由香港遷往深圳、東莞、珠三角等地，在當地興建廠房、聘請工人，在買了原料、造了製成品後，便可以出口。但是從事服務業，人脈關係及對當地社會的認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們要作好心理準備，推動香港服務業在內地拓展市場，必須假以時日才會有成果，是沒有捷徑可以走的。

 談了這麼多由一九七八年到現在所發生的事，我想說的只是一個結論，就是在「一國兩制」下，「兩制」走得愈近，「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原則就愈強。這是互利雙贏的方案，而中央為香港作這樣的安排是完全按照《基本法》的，是在《基本法》中尋找新的發展空間，讓香港拓展經濟和各方面的政策。因此，「兩制」愈近，原則愈強，這是明確的結論。

 接着我想談談服務業。現時香港的貨櫃和空運，在亞洲區內以至世界上都是名列前茅的。但這世界是很自由的，各個地區都在發展中。例如，廣州有白雲機場，珠海和深圳亦各有機場；我們現時透過區域合作在做些甚麼呢？香港在兩、三年前已經與內地政府合作，香港機場管理局已注資珠海機場。近日的消息指現時珠海機場的生意不錯，航班升降多了，機場的運作基本上可達至收支平衡，長遠來說是有前景的。

　　香港亦要增強自己的實力，所以我們與深圳方面正商討建造連接深圳與香港機場的鐵路，將來國際航班抵達香港後，旅客可以即時乘搭鐵路往深圳，轉乘內地的航班。我們剛於昨日前往廣州和佛山，與當地省、市政府商量如何共建「一小時優質生活圈」。他們表示由現時至二○三○年，準備在廣東省和珠三角地區興建二十三條鐵路。就此他們有與香港鐵路公司商討，而香港鐵路公司亦有參與興建及管理深圳的其中一條鐵路。那將來如何呢？將來航機抵達香港國際機場後，旅客如果乘搭地鐵至西九龍，再由西九龍轉往廣州，我估計大約個多小時即可，因為我們現正準備興建連接香港與廣州的高速鐵路，從西九龍出發，在四十八分鐘內已經可以到達廣州。我們亦在西九龍總站預留足夠空間，並會仔細研究是否可以實施「一地兩檢」，方便香港市民及旅客。鐵路在二○一四、二○一五年建成後，將來如果我們在傍晚時分前往廣州開會，還可以吃完晚飯，之後在十時許、十一時便可回到香港，還可以在第二天出席早上的會議，會是挺方便的。將來如果你們想帶親友前往西九龍觀賞最新的文化表演，不論是由紐約、倫敦請來的musical（音樂劇），或是從北京請來的京劇都可以，這就是「一小時優質生活圈」。

　　這些是與大家一鱗半爪地談談近日所見的情況。說回香港最重要的本項 — 金融服務業。雖然今年有金融海嘯，但相對來說，香港的情況比較穩定，這是因為《基本法》給予香港「高度自治」，香港可以有自己的貨幣和財政儲備。現時，香港有超過五千億港元的財政儲備和約一萬四千億港元的外滙儲備。因為香港的儲備較豐厚，所以在面對金融海嘯時，我們守得較穩妥。時至今日，香港沒有一間銀行倒閉或需要特區政府注資。但我們不能因此而自滿，我們要繼續努力不懈，拓展更多新的空間，發展好香港的金融行業。最近，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經過幾年與中央政府有關部門商討、研究後，宣布了幾項措施：
　　
　　第一，隨著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試點落實，香港將成為首個內地以外的人民幣結算中心，這為香港金融業的發展以及香港和內地的貿易往來帶來莫大的裨益。
　　
　　第二，在香港人民幣存款現有規模內，亦可增發人民幣債券，這可以擴大內地金融機構發債主體，亦可積極推進在內地的港資銀行在港發行人民幣債券。此外，近期亦會另外考慮由國家財政部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
　　
　　第三，容許港資企業向香港銀行在內地的子行借款時，用企業在香港的資產作抵押，並會先以上海和廣東為試點，以進一步便利內地的港資企業融資，也可以拓展香港作為人民幣服務中心，加強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往往會有人問，究竟香港還是上海強大，可以成為國家最重要的國際財務中心。我記得在九七回歸前，十多年來經常有人問，香港作為亞洲區內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會否被新加坡取代？在九七年前，香港人對香港的經濟、政治前景感到不明朗，會否擔心香港的地位被削弱？但是，歷史與事實告訴我們，香港不單止沒被弱化，反而更加超前。過去幾年，在金融海嘯前，香港的首次公開招股（IPO）每年的集資款額排名總是在首三位，在亞洲區內確實是名列前茅，如果連同倫敦和紐約，香港的排名約在第二、第三位。
　　
　　由於香港數十年來一直信奉自由競爭的市場規律，九七回歸前，香港要與新加坡或其他地區競爭；九七年後，我們現在與廣東省合作外，也很自由地與上海競爭。我對香港很有信心，因為自戰後四、五十年代開始，我們已有起碼四、五十年超前的發展，因此，香港有條件面對新的情況。另外，中央也給予足夠的政策讓香港發揮。有了這些基本條件，我們自己也要爭氣，好好地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第三方面，也要談談香港與台灣之間的關係，剛巧今天海基會和海協會在內地舉行第三輪「江陳會談」。我們在回歸後按照《基本法》和「錢七條」，並掌握「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在港機構保持聯繫。這些機構 － 包括中華旅行社和其他台灣在港機構以及其人員 － 可以在香港繼續運作。但時局是會改變的，是不斷需要拓展的。所以，在二○○三年SARS事件後，一些台灣市政府和團體想來港看看，在SARS期間香港的醫護人員如何齊心，香港市民如何處變不驚，我們就安排這些市政府和其他訪問團來港一行，與我們的專業部門和專業人士溝通。及至二○○五年則有進一步的發展：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先生前往北京訪問，與胡錦濤總書記在人民大會堂那一幕歷史性的握手，揭開了兩岸關係新的一頁，開創了兩岸黨對黨對話新的平台。為配合兩岸關係的提升，香港亦早有準備，我們有一系列的工作和政策逐步出台。
　　
　　剛才亦有講者提及，特區政府在兩星期前邀請了台中市長胡志強先生率領百人代表團來香港。這是首次有台灣官方市政府的訪問團來港，是個小小的歷史新猷，是個突破。我們可以走到這一步，是因為四年前兩岸領導人作了明智的決定，開創了新的局面；而在二○○八年差不多在這個時間，台灣島內的大選結果是藍營重新主政，這提供了更好的環境，讓我們拓展香港與台灣之間的關係。
　　
　　其實在二○○七年底和二○○八年初期間，特區政府已經作出部署。我們估量到藍營有機會重新主政，所以在三月大選後，我們相關的政策便逐步出台。第一步是拓展和推動香港貿易發展局在去年十月於台北成立代表辦事處，這亦是個突破和新猷，是香港有史以來首次有法定半官方機構在台灣設立辦事處。往後，我們希望香港與台灣的關係要做到「有形有體」。繼貿易發展局在台北開設辦事處後，我們會好好研究香港旅遊發展局是否需要在台灣設立辦事處。只要有適當的條件和環境，特區政府不會排除在台灣設立官方或半官方的辦事處。
　　
　　我們亦看到兩岸之間現正探討經濟合作的框架協議。這是繼「三通」之後，兩岸循經貿合作的方向提升關係，這是特區政府樂意見到的。我們希望香港在這過程中可以繼續扮演積極的角色，亦能有所貢獻。
　　
　　所以不論在區域合作、發展金融服務業或者推動與台灣之間的關係上，「一國兩制」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和很多有利的條件，為香港、國家和民族開創一番新事業。
　　
　　今年是《基本法》頒佈十九周年，在一九九○年訂立《基本法》時，沒有人會想到九七年後會有CEPA和香港與內地之間的自由貿易安排。回歸初期很多人曾有顧慮，如果香港與內地的關係走得太近，會否影響香港的「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的原則。事實證明，愈走得近就愈強。大家前幾年亦不會想到兩岸關係會發展至那麼活躍和互動，良性互動的局面在兩岸之間和港台之間均已開展了。Joseph，到了明年《基本法》頒佈二十周年時，我希望大家可以回顧和前瞻的，會更為廣闊和積極。多謝大家。

完

二○○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