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词

政制事务局局长致辞全文(只有中文)

  以下是政制事务局局长林瑞麟今日(三月十八日)上午在香港小童群益会「我们的未来—香港政制发展青年高峰会2006」上的致辞全文:
张炳良、陈韜文教授、林文辉、各位同学:

  他们在电台做节目是坐着来说话的,我们在立法会说话时是站着的,对各位立法会议员和主席以示尊敬。因为,正如你们今天这个研討会的命题一样:「我们的未来」,未来是属於在座各位年青朋友的,所以我也要站着,以示尊敬。

  今天跟大家倾谈,刚才大会的负责人介绍了去年进行的民意调查,然后总结一句说:「理性接受现实、殷切期盼普选」。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精髓,两句说话便道出了大家的心声和大家的展望,这也是我们处理政制发展很重要的心境。

  刚才我收到了大家颁赠给我的纪念品,大家用了立法会作为背景,我相信在座的年青朋友如果將来继续参政、议政,关心香港的发展,立法会是政制发展未来的一个重要的原素、一个重要的部分。但我希望今后大家如果参政,有另外一些途径,就是可以加入政府內做从政的工作。为何我会这样说?稍后再跟大家解释一下。

  谈回选举的制度以及大家对香港从政者,对政府的期盼,我看到大家的调查指有百分之六十的被访者认为我们的施政水平普通;但也有不少朋友-百分之五十、六十的被访者认为我们在用人唯才、廉洁公正和作为比较强政励治的政府方面,有更大的肯定。大家认为香港的施政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其实我觉得这个心声、心態是绝对正常和合理的。因为香港回归之后,我们在香港可以成立在「一国两制」之下的一个特別行政区,第一次在香港主政的是香港人,香港最高的领导人是香港人,在座各位的年青朋友对政府有更高的期望,这是自然的、是合理的,也是我们自己做政府工作的同事应当积极地回应,尽量做得更好。

  如果大家看看,自从去年曾荫权行政长官主政之后,有好几方面大家都见到政府整体在他的领导之下努力地做得更加积极、更加好。这有好几个例子:刚好今天坐在旁边的是张炳良博士,去年我们完成了行政长官的补选之后要重组行政会议,已吸纳了很多社会上不同的人士。我们有一个策略,就是要扩阔、拉阔政治的频谱,要把不单只左、中、右的都要吸纳,其实有些以往可能是民主派的人士,大家的印象以为是政府跟他们可能沟通不是太多,但其实只要是有心为香港服务的人,我们都很愿意一起合作、一起工作。所以我们很欢迎炳良加入行政会议。而曾荫权特首也向中央提名委任黄仁龙为律政司司长,这些委任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而社会上也很接受,觉得是一个进步。

第二方面我想提一提,在广纳意见和扩阔公眾参与方面我们也尽了一些努力。如果大家记得去年十一月我们重组策略发展委员会,吸纳了一百五十多人,行政长官希望在一些长期和对香港有深远影响的政策范畴有多些前期的討论。政制方面,我们有管治和政治发展委员会来处理;但还有其他有关社会、经济、民生的政策,也是在策略发展委员会中討论的。一些例如人口政策,或者就最低工资我们应不应该釐定一些水平等。我们重组策略发展委员会,也吸纳了左、中、右整个政治频谱的人士吸纳。

第三方面,我想提一提的是,现在社会运作得很快,很多时有些问题会突然发生,也要即时处理。在过去一星期,大家可以见到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在处理九铁事件上非常果断,也是完全以香港市民的利益为依归,一定要確保九铁的整体运作如常,以及確保要及早有两手准备,因此有关决定做得很快,也要维繫铁路的运作、安全和畅顺。这些是香港作为一个先进、明快的社会,大家期待的政府当有的做法。

  我们在去年提出政制发展的方案,是经过两年的时间准备和公眾諮询。今天我看到大家的民意调查结果,其实各位年青朋友对这个方案中进一步推动民主的成分是有肯定的。我看大家给我们的总结是有差不多五成或以上的年青朋友认为,区议会方案-由区议员加入选举委员会,以及由他们推选更多的立法会议员,大家认为是有进步的。但是,去年我们尽了很大的努力,很可惜差一点,未能取得百分之六十七的支持,在六十位立法会议员中,我们需要有四十位支持,才可以在十二月二十一日通过方案。当时我们既然只差一点,我们就跟本来愿意过来支持这个方案的几位民主派议员说,今次不要紧,我们下次再合作。所以最终结果我们以三十四票对二十四票,以及一票弃权-那是属於刘千石议员的。

我如何看这次的经验呢?我们已尽了很多努力,市民的支持存在,大家也可以见到本来是可以有一个民主的进程的,但不要紧,因为《基本法》是一个新的小宪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要求我们取得三分之二的立法会议员支持,才可以通过一个新的方案。我看就像驾驶船只一样,要「转波」。我们是第一次用《基本法》的附件一和附件二的机制来「转波」,第一次使用的时候,这个「波箱」我们不太习惯,只差一格未通;但在试过之后,下一次在推动这机器时,我希望可以推动得畅顺一些和到位。

从今次的经验我们看到甚么?第一,香港的社会其实是十分理性的。第二,如果要有宪制上的改动,要策动社会凝聚共识的过程,是要下很多的工夫。在立法会之內和立法会之外,都要动脑。其实,宪制的改动如果需要三分之二的支持,外国很多地方也如是,我记得在过去的十年八载在澳洲,他们试过几次討论到底要还是不要英女皇继续做国家元首,每次他们都是未有结论。我以前在加拿大为香港政府开设经贸办事处,当时是在多伦多,我也多次见到他们处理魁北克省的问题:问题是到底下放多少权力予魁北克省,使该省和加拿大其他省份所拥有的权力和行使的高度自主不同。同样也是討论了很多轮,也未有结论,只是原地踏步,维持原判。

在这样的一个局面,究竟香港政府应该怎样做?选举方面,我们现在依旧会根据附件一,即以八百人的选举管理委员会去產生行政长官,也会根据附件二,即六十位立法会议员中,三十位由直选產生,三十位由功能组別產生。但是我们不希望时代的滚动会原地踏步。所以,有见及社会上对普选的期盼,例如今日有百分之七十的年青人说希望我们可以定出一个时间表,有接近百分之六十说不如以二○一二年作为指標。我们已经在策略发展委员会开展有关討论。我们已在去年十一月率先开始討论,分两个阶段,到今年年中,我们希望可以谈到一些关乎普选的原则和一些概念。在今年的下半年和二○○七年年初,我们就会谈论普选的模式以及普选的路线图。我们先要知道怎样去行这条路,我们才可以知道到底这条路要行多久才行完。我们开了三数次策略发展委员会,进行有关討论,到现在为止,我们未有一些肯定的结论,但有一些初步的意见,已表达出来,例如我们不少参与討论的委员说,可能落实行政长官的普选比较直接,因为我们需要组织的是一个提名委员会,將候选人提名后由市民去普选,这是《基本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要有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策略发展委员会的委员认为,落实普选立法会的难度比较高,因为现在立法会的组成有三十个议员是由分区直选、三十个由功能团体选举所產生的。但我们需要有四十票同意,有共识才可以往前行,功能组別的议员要同意將他们自己的议席废除,改为参加直选。这是一个政治现实,我们需要面对及解决的一个难题。所以可能要行到立法会普选的难度更加高,条路要比较转折多些,也说不定。这些是我们討论了几个月之后,一些我们初步所听到的意见,並未达成一个原则性的结论。但是,我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都知道,我们是非常积极及正视这个问题,那是需要处理的。要知道如何落实普选的模式,如何走这条路,然后到了我们有一个普选的模式及路线图,普选的时间表,应该是指日可待。

除了为选举制度做准备,我们也希望可以扩阔香港的参政空间。在今年內我们有两份工作要做。

第一份工作是现在已做了一大截,差不多成熟了,我们希望扩阔区议会的职能,行政长官在去年十月施政报告中已讲过,我们希望在区议会这个层面,容许他们参与管理地区的设施,例如泳池、图书馆、社区会堂等。我们现在准备諮询文件,稍后我们可以公布,跟着社会便可以加以討论,我们希望將区议会职能扩阔,可让区议员更直接参与地区的事务和设施,可惠及市民,和令他们的参政的经验丰富些。如有一日,他们想更上一层楼,做立法会议员或加入政府工作,他们便有更深厚的经验。

第二份工作是我们现正考虑將政治委任的制度加深及扩阔。何谓政治委任呢?我们在二○○二年开始,政府的司长、局长同事和提名委任他们的特首共同进退、五年一任;在政治委任这些司长、局长后,我们不单做公务员所提交要处理的议题,我们也可完全处理政治的议题,我们也可参与选举事宜。 以前的制度,即是由公务员出任司长、局长,他们保持政治中立,选举及其他政治敏感的议题,比较难处理,没有那么方便。我们现在实行这制度大约四年了,我们有一个清楚的方向,已经探索得到,我们要扩阔在社会上政治的联繫,及多做这方面的工作。

其实什么叫做政治呢?管理眾人之事,就是政治。我们要將工作做好,一定要將与社会不同的阶层及团体的联繫和沟通做得更好。有敏感成份的政策,要广泛諮询及討论。如果我们政治层的官员只得十四个,可以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很有限的。在外国的经验是他们的政治委任可能有两层、三层或四层,如果在美国是有很多层的,一旦他们的政府转变了,便会有几千人在华盛顿要「坐音乐椅」;但若果在英国或加拿大,他们需要转换的人数少得多,可能是几百人,在最高层的可能只是数十人。我们现在正考虑是否在香港也会开多一层新及少量的职位协助司长、局长做政治方面的联繫、沟通方面的工作,有关这方面的諮询文件会大约在今年年中准备好,亦会在社会上有较广泛討论。

但是由於这牵涉到多方面的范畴,例如政治委任的同事如何与公务员的同事一齐工作及合作、立法会內、外有否足够的支持容许我们进一步推动这方面的发展,因此我们一定不会操之过急、要有充分討论才再行下一步。我相信最快要到二○○七年年大约中才能行新的一套建议。

我再讲一讲,为什么我刚才说希望大家的未来不止於立法会,就是在座的年青朋友有在读中学的、大学的,大家毕业后想参政、从政可以考虑加入政府或其他政党做参政的事宜。到某一个阶段积累了经验后,或者可以做局长助理。做了一段时间后,再跳出政府,参加议会的选举、区议会或立法会也可以。有了在政府工作的经验,又有在议会工作的经验,再过多十年八载,可以再加入政府做局长,再过一些时间做司长。其实政治前途的阶梯,是比较清楚和有层有次。

因为目前如果大家想参政、从政的话,一是去参加区议会选举作为第一个阶梯;一是毕业后考政府工,考做行政主任、政务主任等,两面不大贯串。因此我们希望有一套新的计划后,將来年青的朋友,你们希望参政、从政,便可看得更清楚、更加远。这些是我们所希望可以做得好的一些计划,如邵卢善所说,选举和选举以外,我们有些新的策略。

话说回来,我觉得香港过去二十年,我们有三个大的挑战,三个大的问题要处理。第一个是回归,大家孩童的时候,我们已处理了这个问题。在一九八四年至九七年时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搞好香港在九七年顺利回归。第二个是经济转型,这个问题就在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后浮现出来。

我们在过去七、八年,政府和各界別都尽了很大努力,我们现正上了正轨,方向是行得正確的,亦与內地有许多新计划,例如CEPA(內地与香港关於建立更紧密经贸关係的安排)、自由行、人民幣服务和粤港合作、「9+2」及泛珠三角等是完全可以帮助香港发挥其最佳的优势,那就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做好我们是亚洲国际都会的角色。这些和大家都好有关係,因为现今的世界竞爭性高,大家毕业后,在香港能否找到有前途的工作,就是靠我们现在所行的路是否正確。

而第三个问题,就是政制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在过去两、三年着手去处理,要摸着石头过河,过到河、行到普选的路线图,依然还有一段日子,我们要共同努力。但是香港是一个十分开放自由的社会,环视世界各地要做得好这些深及难的问题,从政、主政的人士,一定要尽量团结社会上的声音,特別是要着重中间的那一块政治频谱。近日我看到外国的杂誌,他们提及贝利雅在英国做首相近十年了,有许多人对英国的工党为何可以在大选中输了十多年,可以再次贏回。有一个评价,就是因为他找到第三条路。我觉得在香港我们处理好这些深和难度高的问题,我们也要有一些新的思维,去找中间这条路,既符合香港人本身那套思维,亦符合《基本法》的规定。由於这些工作从来没有人做过,我们要逐步过这条河,再行这个普选的路线图。大家继续努力,多谢大家。



2006年3月18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