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制事务局局长在基本法十七周年研討会发言全文（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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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政制事务局局长林瑞麟今日（四月四日）早上在大会堂出席纪念《基本法》十七周年研討会上发言全文（只有中文）：
Kennedy（黄英豪）、（黄）富荣、（高）苕华：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在纪念香港回归十周年的时候，有机会与很多年青的朋友谈一谈对《基本法》的感受、感觉、回顾和前瞻。
其实刚才你们唱的那一首歌亦是回顾和前瞻，那是我们在年青时候所观看的一齣电影《跳灰》的主题曲。他们用了那首曲而谱上新的歌词，我觉得是旧歌新用，非常有意思。原来下一代所喜欢唱的歌与我们上一代所喜欢听的歌都是一样的。
今天我们除了纪念《基本法》的实施十周年，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回顾过去十年的经验以及展望未来。我们这群在香港成长的朋友，是一步一步看著香港回归这套计划不断展现於我们眼前的。如果说我自己的经验，我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有几个关键的时刻，永远都是在我的脑海中歷歷在目的。
一九七八年我刚在港大毕业，当年国家开始四个现代化，继而往后几年是改革、开放主导。在那几年经常有朋友会问，特別是外国人士问我们，香港会不会可以继续成功呢？中国会不会走回头路呢？我当年给他们的答覆，就是：国家的改革开放、现代化，是符合我们中国国情，亦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我相信是不会走回头路的。
到一九八二年时，我很记得在香港看电视，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前往北京开始谈香港前途的问题。我们的国家总理在香港传媒面前说了一段说话：香港有甚么需要担忧的呢？国家已经为香港定下了一系列的的长远方针政策，保持繁荣稳定，这些是国策，是不会改变的。
在往后两年，由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四年，中英谈判开展，根据「一国两制」的原则，以及保持香港繁荣和稳定，终於达成了《中英联合声明》。
在一九八四年九月，当年我在香港政府驻英国伦敦的办事处工作，任期三年。当年的驻伦敦专员就是姬达爵士，即是前布政司以及前廉政专员。我记得在九月公布的《中英联合声明》前的上午，姬达爵士召了我进入他的办公室，把《中英联合声明》给我看，他叫我看完后告诉他我作为一个年青的政务主任的看法。我返回办公室翻阅《联合声明》，看完后我告诉姬达爵士，文件非常全面，所有香港成功的要素已经可以全部保留。
到一九九七年，我负责交接仪式统筹处的工作。六月三十日我们处理了交接仪式，七月一日凌晨我们举办了就职典礼。在七月一日的晚上，我们在维港看烟花匯演和花船巡游，我心里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十三年那么长的过渡期终於完结，香港终於可以揭开新的一页。
「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以及「一国两制」，其实是有一个主轴思想，就是自从国家在四九年建国以后都是坚持「和平与发展」的道路方向。如果没有「和平和发展」这个主轴思想，就不会有「改革开放」，亦不会有「四个现代化」、不会有「一国两制」。
在香港回归十年，我们经歷了不少大大小小的事情，总括来说，我们面对了三个挑战，竖立了三个里程碑。
第一个里程碑就是《基本法》推动了香港的经济转型。特区政府在九七回归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去应付亚洲金融风暴的衝击。其实，在回归前几年，我心里已经意识到，政府部门在回归前十三年用了绝大部分的精神、时间来处理要顺利回归的事宜，我们就社会、经济、民生的政策是准备不足。所以在亚洲金融风暴到来后，我们要急起直追，在六年的衰退期，香港经过了一段最艰难的日子。但幸好，我们有《基本法》、有「一国两制」，可以与中央签订《更紧密经贸关係安排》(CEPA)，把香港从谷底可以借力拉上来，推动经济復甦，进一步的转型。
这方面带领我谈第二个里程碑，就是《基本法》是能够让香港发展新的空间。CEPA是一个新的发展空间，在一九九○年订立《基本法》时，没有人会想到香作为一个特区可以与中央签订一项自由贸易协议。因为《基本法》保留了香港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身份，而中央在加入WTO以后，我们能够与中央签订这一套自由贸易协议。
但其实，新的发展空间是不止於经贸范畴，在国际层面有不少未用尽的空间。去年，我们看到陈冯富珍女士以一位中国公民和一位香港专业人士的身份，她可以参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亦能够成功当选。所以这是我们要珍惜《基本法》所赋予香港人的。
第三个里程碑，就是《基本法》不断推动香港的民主进程。香港在回归后，我们的民主进程和透明度、选举制度，较回归前更开放。回归前的总督是由英国委任，香港人是没有参与的份儿。
刚刚过去的香港第三任行政长官选举，大家看得很清楚，我们有八成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支持曾荫权先生连任第三届的行政长官。而这次投票结果是与各大民调机构、大学机构所做的民意测试是吻合的。这再一次证明我们香港的选举委员会有充分的广泛代表性，能够反映香港社会的意见。
在立法会方面，自回归以来，我们已经把直选成份由三分之一逐步提升至一半。在二○○五年特区政府尽了很大的努力，提出一个按照《基本法》的民主方案，建议於二○○七年把我们的区议会议员全数融入一千六百人的选举委员会中；二○○八年的立法会的组成有十个新议席，一半是由地区直选產生，另一半其实是由地区间选產生，因为是由区议员互选。
虽然当年这个○七/○八方案未能够爭取到三分之二立法会议员的支持，但我们在社会上有六成的市民支持，在立法会內有一半的议员支持。
与此同时，我们在过去十八个月努力不懈，我们逐步推动落实普选模式的討论。行政长官成立了策略发展委员会，亦承诺了第三届政府在七月成立后，会推出《政制发展绿皮书》，从而希望香港社会在未来一段日子就落实普选方案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能够形成主流意见。
我想告诉大家这个政治体制的茁壮成长，是需要往下扎根、往上结果子，不单止牵涉到我们选举制度的改变，我们需要有政治人才的软件，我们需要逐步建立香港的管治情况。
这三个问题目前是平衡並进地发展，选举制度我们將会有绿皮书；政治人才，我们將会推动副局长及局长助理，新的两层政治委任制度；至於管治传统，大家可以从最近的行政长官选举中看到雏形，虽然目前行政长官是间选產生，但不同的候选人需要向香港社会全面交代他们的施政理念和政纲，亦要在电视屏幕前充分释、交代他们的施政理念。
所以我认为这三线的平衡发展有一天是会匯聚的。落实普选行政长官之日，就是香港政制成熟之时。为甚么我这样说？因为到我们普选行政长官时，行政长官候选人需要一方面爭取市民的认同与支持；另一方面，他们需要有全面的班子，协助他在社会上做工作，协助他草擬施政政纲，以及爭取不同界別的认同。在选举前要充分交代他的施政理念；在选举后他就要靠这个班子协助他落实他的施政纲领。
刚才有朋友问及我们如何可以確保行政主导。我再回答一次，因为我们现时的两个选举制度：一条轨跡就是选出行政长官，另一条轨跡就是选出立法会。这与英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等其他普通法区用国会议员组成政府的模式是不相同的，我们是比较接近美国。选出政府首长是一条轨跡，选出立法机关是另一条轨跡。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百分之一百可以確保政府在立法会中必然有足够的支持。这是需要靠政府自己努力，而这就是要把政府本身的施政理念与不同的党派，特別在立法会里有票的党派结盟。有一天，我们要正式成立一个政治联盟，这样才会有更大的机会让我们可以「说得出、做得到」地全面落实参选期间所作出的承诺。这是《基本法》给予我们的基本条件，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这些政治管治的传统和安排。
在过去三十年，我们提出过不少的问题。一九七八年有人问中国会否走回头路；一九八四年有人问香港可不可以落实《联合声明》；一九九七年时有人问香港会不会继续成功；到二○○七年有人问香港会不会有普选。其实四套问题根本都是一个问题。世界有人问香港人到底会不会屹立不倒？会不会可以继续成功？我的答案很简单：如果九七回归这么重大的歷史宪政问题，我们都能够处理好；○七年以后如何落实普选，我们是完全有能力可以处理好。只要大家放下成见、求同存异，我们就有根本的条件。
但在走这条路，我们要抓紧我们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成果，当年的成果是实质的，我们处理了香港回归、亚洲金融风暴、推动香港的经济转型，亦做了局部民主化进程。这些经验是宝贵的。过去的二十多年，既然这么重大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处理好，面对二十一世纪往后的发展，我们就要把握着香港这些成功要素、要沉著应战、要务实、要有决心、要兼容、要篤信「一国两制」是歷史的创新，只要这样做，我们一定会继续成功。多谢大家。
完
２００７年４月４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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