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制事务局局长出席公共政策论坛发言全文（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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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政制事务局局长林瑞麟今日（十月八日）下午出席新力量网络「公共政策论坛：施政报告前瞻」发言全文（只有中文）：
政制事务局局长：多谢陈教授（陈和顺博士），多谢先前三位讲员给我们一些很有份量以及深思熟虑的意见。
大家一开始討论时就问：到底香港有没有政治人才，（答案）很清楚：有。台上（年届）二十、三十、四十的都在，台下有几个新成立的智库：Savantas（匯贤智库）在，SynergyNet（新力量网络）在，Roundtable在，三十会也在。其实这些是在香港社会自然成长中的参政团体，这些团体的出现是因为有很多有心人。所以我们现时提出的一套建议，是可以回应到、也希望在某一程度带动到香港社会政局的改变和改进。
我们提出进一步发展政治委任制度是有四个目標：第一是希望配合香港选举制度进一步的开放和进步；第二是希望可以扩阔在香港的参政空间；第三是希望广纳更多不同背景的政治人才；第四是希望可以进一步强化对公务员专业以及政治中立制度的保护和维繫。
首先讲讲为何政治委任制度可以配合香港选举制度的进一步开放。我们在政府內办事的同事很清楚看到香港的选举制度，以及市民对行政长官、对参选候选人的期望是会越来越高的。纵使是由现时八百人的选举委员会所產生的特首，其实他是要面对全香港七百万的市民，而参选前后，人们会问他很多问题：你参选之后会怎样落实你的政纲；你在社会政策方面，医疗融资；你在经济政策方面，香港的经济转型；你在教育方面，「三三四」过后，你准备怎样带动香港社会进一步进步等。所以香港的行政长官与外国先进民主化社会的政府首脑，其实都是面对同一个挑战，就是参选过后怎样可以落实他的一套政纲。他需要一个班子，要有司长、局长、副局长和其他助理。我们现时先准备好一套工夫，方便有朝一日，当我们越来越走近普选时，已有一套架构，帮助经普选產生的行政长官去做好他五年一任的工作。
第二方面讲扩阔参政空间。时到今日，在香港主要可以参政的是加入区议会和立法会，这些都是经选举產生的渠道，都是好的。所以我们去年希望可以增加立法会的议席，我们也扩阔了区议会的职能。但是我们希望在行政政府的不同政策局內，可以扩阔更多职位，让有志之士和適合做香港政治工作的人才，加入政府办事。
为甚么我说可以广纳更多不同的人才？在二○○二年之前，我们大部分司级、局级的官员主要都是公务员出身的，间中有三、两位不是公务员出身的，但加入后都要用公务员的身分办事，例如梁爱诗。但是○二年过后，我们可以更加广阔地招揽其他背景的朋友。
现时我们十四位司局长中，有一半是公务员背景出身的；然后有些例如像唐英年、马时亨是商界的，李国章是学界的，黄仁龙是专业界的。我相信將来做副局长或者局长助理的，都会是这五、六个界別的人士，可以加入政府的政治层工作。所以在座的朋友已经全部代表了这些界別，新闻界也可以，因为新闻界的朋友，你们每天都在「追」政情的发展。
我讲简单一句，为何我说这个制度对香港政治中立的公务员制度能够维繫得更好。九七之前，最爭议性的议题都是由我们的公务员同事处理。譬如在彭定康当总督的年代，有新九组的政改方案，当时负责把方案拿出去给予立法机关和公眾討论和处理的，就是当年的司级官员，也是公务员的同事；这些是具非常大的政治爭议性的议题。
直至我们在○二年开始了政治委任的制度，有司、局长是五年一任，与提名他们委任的行政长官共同进退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刚才大家提过，譬如仙股事件，向公眾致歉的是我们的局长同事；在沙士事件，向市民交代和承担政治责任的，也是我们的局长同事。
有朋友问，为何不是署长（承担政治责任）呢？当然我们作为公务员的署长、副署长、助理署长、专业职系的同事，他们有专业和管理的责任；但是处理政治的责任，是需要政治层去承担的。
间中我会提及，几年前有一南韩客机撞机，事件过后交通部长辞职。交通部长自己所做的工作与飞机安全与否和撞机的原因，未必有直接的关连。但是因为事件是在他的政策范畴下发生，社会有很大的回响，他就代社会、代政府承担了这次事件的后果；这是一个先进、开放、民主化社会惯常的做法。但我要强调，我们专业部门的同事也要按照法例办事，按照他们管理的责任来向公眾交代，这是必需的。
我也想回应一下几位讲者刚才所讲好几方面的问题。Andrew（游锦安）讲到有百分之七十的年青人关心香港的政治，但也有百分之七十不准备加入政治行列。其实这也不是太糟、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不会要求百分之一百或者绝大部分的年青一代参政。要有选民、有人支持、有人给予意见、然后那些做议员和问责官员的就要回应社会上的诉求，要带动社会，把香港的事情做得更加好。
Andrew也特別讲到，到底公务员和问责官员如何配合。其实今次设计这套建议，我们是参考了加拿大和英国的模式。
在英国是有三层政治委任制度的官员，他们有Secretary of State、Minister of State 和 Parliamentary Undersecretary of State，即大臣、部长和政务次官。而在加拿大，则有部长和议会的秘书(Parliamentary Secretary)。这两层或三层的部级人员，他们在国会內代政府办事和发言。这两个地方也同时有两批副部长或者常任秘书长等一系的常任公务员体制，以支持另一面，即政治委任那两、三层的官员。在这些先进国家，他们的公务员同事与政治委任同事之间的合作並没有甚么大问题，因为他们的权责，几十年来已经分得很清楚。
我也第一个要承认，香港现在刚刚开始推行政治委任制度，我们刚经过四年的磨合期，现在开始跑得较为畅顺。將来如果有了副局长和局长助理，也必然会有新的磨合期。但我会期望（届时）每位局长，譬如说在每年立法会会期开始前，他有十件事情要处理，当中三件他作为局长会自己带队向立法会和公眾解释；有三件会交由副局长带领一批公务员去处理；有四件可能仍在政府內部研究的则交由常任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去牵头。这样，整个高层的团队，大家要很清楚这十件事情在未来一年会怎样去办，大家的沟通要很完全才行。
Andrew有讲过到底（新设政治委任的职位）是Full-time（全职）抑或是Part-time（兼职），Ray（叶健民博士）也有讲过。其实兼职只可以做顾问、做我们的委员会，不可以正式负起政治委任的责任。因为如果是做政治委任的官员，就只能够跟外面的业界和商界「斩缆」，遵守政治委任官员的守则，然后加入政府，一日二十四小时、每星期七天工作。虽然政府的工作周是五天，但我今日也来跟大家沟通；这是应该要做的。
Freddie（解端泰）讲了好几件事，特別关心的有两方面，我觉得需要在这里提一提。是否有了政治委任的司局长，就会导致公务员的同事「少做少错、不做不错」？我想代十六万公务员同事讲一句：香港公务员团队的质素很高，是专业和负责的。当然，「树大有枯枝」，我们一定要很审慎和积极地处理任何制度上的改变。
但我可以告诉大家，其实政府高层也着紧。每日行政长官与我们的司局长同事早上八时四十分便开「早祷会」，看看当日「菜单」如何、报章在报道甚么事宜、有甚么事宜需要当日回应和即时处理。譬如我们早几个月处理KCRC九广铁路的问题，也不过是三几天之內「手起刀落」，很快便处理。现时大、小事情，我们也是这样处理。
媒介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们每日都在触摸（社会的）脉搏和报道，使我们政府高层事无大小都「悉以咨之」。但是，前线的同事都感觉到，政府现在很着重要做好每一件事。市民的小事，就是政府的大事。例如水喉不通，就像昨日的事件（沙田区水管爆裂影响区內食水供应），就要立即安排水车前往（供水），稍迟一步，也会招人詬病；这些事情我们会跟得很贴。不过Freddie，不论跟得多贴也好，亦不可能杜绝所有你所讲的问题；但我们会努力的。
第二方面，政府內部的架构中，十一个政策局是「平起平坐」的。现在我们已经予以调节：两位司长──財政司司长和政务司司长，他们分別统筹几个不同的范畴，这对我们做局长的和负责政策局工作的同事，都有帮助，因为我们不是凡事也劳烦行政长官的。如果我们在政府总部中多些协调，是有帮助的。
大家討论了很多问题，我暂时不再回应太多，我先来听听大家的意见。Ray谈到很多事情，当中我特別想讲一点：我很赞同我们不应继续作单元发展。战后几十年，（政府）用我们这些政务主任系统出身的同事，处理了很多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政策。既然香港社会这样多元化，我们就要广纳人才，使我们的政策和政治思维更为丰富。我希望將来在政府內部也有这方面的討论，有多元化的意见。
我们在行政会议和政府的高层会议也有这样的討论，不过因为始终那一套政策和政治思维要有一个中心，要以五年一任的行政长官其政策作为中心以及作为基础。因此不能够全面开放，完全由一个中立的委员会去提名这些局长、副局长和局长助理的人选。这是需要像外国那些总理、总统般，同样经大选之后，由他们建议哪些人士加入他们的內阁。但是我很同意，不论是局长、副局长或是局长助理，都要承担政治问题的精神，要向立法会、传媒和公眾交代。他们上任后，需要完全百分之百肩负这个责任。
我先讲到这里，现在听听台下的回应，多谢大家。
完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８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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